1974年末，中国的政治棋局悄然来到了一个关键节点。那一年，主席毛泽东的南方之行，不再只是寻常的休养，它更像是一个舞台，幕布下的暗流涌动，决定着未来国家走向的重大布局。这场看似平静的旅程，最终成为历史转折的缩影。
主席抵达长沙九所六号楼时，已是十月十三日。深秋的湖南，气候宜人，正是休养的好时节。他计划在这里住上百日，具体来说是一百一十四天，从那年十月一直到次年的二月。尽管年事已高，八十一岁的主席腿脚不便，言语间也略显迟缓，但其思维依然清晰，对国家大事的掌控力并未减弱。
九所六号楼里，生活秘书张玉凤协助主席翻阅书籍，服务员郭国群和曾彩谋细心照料。主席常彻夜不眠，灯火通明，他喜欢阅读《全唐诗》。日常的生活节奏，在外人看来，是宁静而有序的。而中央警卫局局长汪东兴住四号楼，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住五号楼，省公安厅副厅长唐瑞亭住一号楼，各自职责明确，共同保障着主席的休养安全。
主席偶尔也会走出九所，去清水塘，或者来到橘子洲头。他曾站立湘江之畔，望着新建的湘江大桥，对那修建速度赞不绝口。这份对家乡建设的关注，显露出他作为领导人对民生细节的洞察。所有在湘事务，皆由他信任的湖南省委书记华国锋负责周全安排。然而，表面风平浪静的休养背后，却是北京高层权力重组的激烈博弈，尤其围绕即将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抱病南飞，周公之言
就在长沙之行进入关键时期，一架特殊的飞机于十二月二十三日降落在长沙机场。那上面坐着的，是抱病前来、面容憔悴的总理周恩来。这是他人生中最后一次搭乘飞机。总理抵达后，住进了蓉园一号。
省公安厅副厅长唐瑞亭负责总理的安保。两人曾一同散步，总理关切地问起唐瑞亭的老家在河北何处，还聊起家乡的特产“二五八”。言谈间，总理流露出对主席身体状况的深深忧虑，这份牵挂溢于言表。他此行，肩负着重要使命。
十二月二十四日下午，周恩来总理准时抵达九所六号楼，与主席进行了首次长沙会晤。这是一场决定国家未来走向的对话。毛主席开门见山，提及自己身体状况，明确告知总理，自明年一月起将不再会见外宾，重心将转向休养。这份指令，意味着将有更多重担需要他人肩负。
主席随即叮嘱周恩来安心养病，并提出国务工作“让小平同志去顶”。他高度评价邓小平，称其“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认为他完全能够“挑起担子”。这份信任与器重，为邓小平的政治复出铺平了道路。
主席进一步提议，让邓小平兼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同时兼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他还要求邓小平协助总理起草即将提交第四届全国人大审议的政府工作报告。周恩来总理对主席的提议表示完全同意，并补充说邓小平“德才兼备”。同时，他敏锐地指出，邓小平目前的处境较为艰难，表示“需要有人支持”。两位领导人的对话持续了整整两个小时，周恩来离开时，脸上带着明显的笑意。
留长沙，夜谈知心
原计划次日便辞行的周恩来，在十二月二十五日却被主席挽留。主席希望他能留下来，为自己过生日。于是，总理决定暂时取消返京行程，留在了长沙。
十二月二十六日，是毛泽东主席的八十一岁生日。这天，主席并未大摆宴席，一切从简。他只吃了碗面条，尝了几块长沙特有的灯芯糕，喝了一点芙蓉酒。即便生日，他的生活依然保持着朴素的风格。当晚，周恩来总理自掏腰包，设宴为毛主席祝寿，以表达自己的心意和敬意。
夜深之后，毛泽东与周恩来在九所六号楼再次进行了长时间的私密会谈。这次谈话，更是触及了高层政治的敏感地带。主席主动谈及江青，明确提出了“三不要”的忠告：不要乱批东西、不要出风头、不要参加政府。这份直白的批评，意在敲打江青，也显示出主席对国家大局的考量。
毛主席强调，当前最重要的是“安定团结好，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他将第四届全国人大的人事安排和国务院的组阁重任，全权交给了周恩来，表示“由总理负责”。这无疑是对周恩来总理的极大信任和授权。两位老战友彻夜长谈，直到东方微亮才结束。
十二月二十七日，周恩来带着毛泽东的嘱托，启程返回北京。中央警卫局局长汪东兴对此感到由衷高兴，他认为邓小平能够负责主要工作，对国家来说是件好事。长沙之行，至此为邓小平的复出之路，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江青来，野心碰壁
然而，长沙的政治波澜并未就此平息。就在周恩来总理离开的不到一个月后，一架飞机又于1975年一月二十三日降落在长沙机场，乘机而来的是江青。她此行的目的，表面上是“散心”和“探望”毛泽东，但更深层次的动机，是为即将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阁”而谋取政治资本。她甚至想着去韶山，借此树立个人的“威望”。
江青带着毛泽东主席平时爱吃的花生、玉米等礼物。她抵达长沙后，并未立刻去见主席，而是显得有些忐忑不安。她先是去汪东兴那里打听主席的近况，但并未得到什么有用的信息。她的政治嗅觉告诉她，此行不能有任何差池。
大约在次日，即一月二十五日，江青终于鼓足勇气，前往九所六号楼面见毛泽东。这次会面，充满了尴尬与张力。毛泽东见到江青，开门见山地问：“你来有什么事吗？”江青回答说：“我是特地看你的。”主席又说：“我的身体挺好的。”江青拿出花生，谎称是自己种的。毛泽东直接拆穿：“你自己能种吗？”
江青随后提出，她想去韶山参观毛泽东的故居，声称这是“出自内心对您敬仰”。毛泽东主席深知江青此举意在树立个人“威望”，斩钉截铁地拒绝道：“不必了！”整场会面，两人一共只说了九句话，其中毛泽东说了五句，江青说了四句。江青最终悻悻离去，她的到来，明显影响了毛泽东的心情。
江青在长沙停留了五天，但她未能从毛泽东主席那里获取任何政治支持，其在四届人大前的“组阁”野心，在这里遭遇了直接的挫败。一月二十七日，江青结束了她的长沙之行，带着失落返回北京。
结语
1975年二月三日，毛泽东主席考虑到春节临近，工作人员辛劳，决定提前结束在长沙的休养，返回北京。他与朝夕相处的工作人员们依依惜别，结束了这最后一次的湖南之行。
毛泽东在长沙的114天，远不止是简单的身体疗养。它成为了中国政治版图中权力更迭的关键一页。在这里，周恩来抱病前来，带着毛泽东对邓小平的重任欣然而归，为邓小平的政治复出之路正式铺就。而江青的政治野心，则在此地遭遇了明确的挫败，未能如愿利用毛泽东的权威为自己谋取政治资本。这场看似远离北京的南方之行，以其独特的背景，见证了中国高层权力交锋中的决定性时刻，其深远影响，无疑塑造了之后的历史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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